这样的呼声本应引发全社会深思。

目前，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的利润80%以上来自存贷款利差，虽然支付结算、基金销售、理财产品销售等业务收入占比在逐步上升，但总的格局没太多变化，收入来源依然过于单一。金融危机之后，银监会不断提高监管标准，资本充足率从不低于8%调到9%、再到10%，重要性银行不低于11.5%，附属资本限制在不超过核心资本的25%，拨备覆盖率从不低于100%提到不低于150%，拨贷比要求不低于2.5%，最近又推出对存贷比不低于75%的日均考核。

在民间金融被压制的情况下，她目前提供的免费小鸡只好依靠20%-30%高利贷维持。到1970年，美国再推出住房按揭贷款证券，亦即：先将千千万万家庭的住房按揭贷款放在一起，打成包，然后以贷款包的未来现金流做抵押，发行贷款包证券化债券，结果使整个住房按揭贷款市场的资金供应，几乎无限地多，使众多家庭能得到住房按揭贷款、买上自己的房子。正如下面谈到，当银行不能使用金融衍生品去规避、配置风险(尤其是信用违约风险)时，商业银行就自然把大量中小企业排除在贷款对象之外，也让商业银行自废武功：躲避风险，不碰有风险的企业和项目。所以，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业的业务发展模式必须转型。这些年里，监管机构的确再三要求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但宏观政策意愿往往被具体监管政策所否定，使实际中小企业贷款空间小。

2010年11月，耶鲁大学的两位教授——AlessioSaretto和HeatherTookes对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在2002至2009年间的资本结构情况做了研究。但其自身一些作法却有干预商业银行的治理之嫌。政府给农民补贴，是不错，但更重要的是还给农民金融自由权。

要改变民营企业金融饥饿、民间高利贷盛行的局面，监管部门应该做的是疏通，是为民营金融和金融创新放松管制、提供宽松的金融发展环境，而不是堵。这里的顺序不是先由银监会对每个董事候选人的资格进行审查，然后由银行股东大会投票选举，而是反过来：先由董事会提名、银行股东大会投票，然后由银监会审批。于是，不奇怪小企业贷不到款，小企业80%的贷款来自地下钱庄和民间借贷。2008年6月27日施行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再次将农村资金互助社列入银监系统的监管范围。

为什么没有因3万亿元呆坏账而取缔四大国有银行，却因最多几百亿元的呆坏账而禁止农村金融？在美国，今天和过去都有离谱的高利贷机构，尤其有一种叫领薪日贷款(paydayloans)公司，更是引发了社会和政客的谩骂。1980年代推出的利率期货与期权等利率衍生证券，解决了银行利率风险管理问题。

由于缺乏对银监体系的可靠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不对其权力的加减进行问责，也不用就新的规则公开听证，结果，监管错位，在不该进入的领域伸展权力就可能难以避免。第二，当你从银行做按揭贷款或你的企业从银行贷款之后，利率可能是一年固定、5年固定或10年固定，而银行付给存户的利率可能是浮动的短期利息。第三条道路是抢银行或偷盗。我们都知道，在金融衍生品出现之前，发达国家也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住房按揭、汽车贷款、企业贷款都由银行及准银行提供，所以，银行是社会必需，对个人、家庭和企业的价值很具体。

现在的顺序让银监会处于《公司法》之上。相比之下，人均GDP是中国八分之一的孟加拉，人均GDP是中国四分之一的印度，农村金融却远比中国发达。这些不仅使摩根大通的行业地位强，也使其收入结构多样化。民营金融被禁多年，到现在还没开放太多。

2011年3月，蒂尔堡大学三位教授——LarsNorden,ConsueloSilvaBustonandWolfWagner(2011)——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银行的信贷衍生品使用和贷款定价：渠道是什么？在不利的经济条件下持久吗？，对美国77家具有规模的银行在1997年至2009年末的信贷数据进行了详尽研究，看使用信用违约衍生品和不用这些衍生品的银行，到底谁放贷更多、要求的企业贷款利率更低，特别是在2007至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哪类银行表现得更好、给危机中的企业和老百姓家庭提供的信用支持更多？这三位教授的研究发现：一、用信用违约衍生品越多的银行，给企业贷款的利息越低，相对银行资本规模的贷款比率越高。借贷过程一般比较简单、方便，张三只要带上近几月的工资单、个人支票和最近的银行账户单(如果张三没工作或者连银行账户也没有，那就不行)，到领薪日贷款店，写上350美元的个人支票、支票签名日写成十几天后的领薪日，就能借走300美元。

第三，在你的企业得到10年期贷款后，企业可能有资不抵债即破产风险、或不破产但资质下滑的风险，这些都是放贷银行承担的所谓企业信用风险。第二个社会后果是就业增长困难。

他估算：在发达国家里，每千人口一般有45到50个小企业，而中国目前每千人口的企业数量为12个。汤敏博士访问了一家贫困户，家中二老均70多岁，下不了地种田，孙子的妈妈跑了，二老每月领200元救济金，很苦。看到危机冲击，人类的自然反应就是呼吁强化监管。也就是说，CDS能增加企业对抗危机冲击的能力。换句话说，三类金融衍生品解放了银行：住房按揭贷款证券以及各类企业贷款证券这样的金融衍生品，解决了银行贷款的流动性。金融危机期间被广泛引用的数据指出，到2007年下半年，全球广义货币量不到世界GDP的1.3倍，债券与借贷总额不到世界GDP的1.5倍，可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名义总值是世界GDP的8倍。

所以，对于有领薪日贷款服务的社区而言，即使发生地震或其它灾害，虽然领薪日贷款利息很高，但他们能利用这种短期借贷渡过难关，不必去申请住房按揭贷款破产，更不必去偷盗或抢银行。禁止把金融供给停止了，但需求不会因停止供给而消失。

针对这一挑战，1938年美国成立房利美公司，专门提供二级住房按揭贷款市场：任何银行在任何时候想脱手住房贷款时，可以方便地把贷款卖给房利美公司。王垸村养老基金会，吸纳同村老人股金，向村民发放贷款，利息用于分红。

如果银行只能赚简单的存贷利差，不能提供丰富多彩的金融中介服务，包括满足各类利率衍生品、各类流动性衍生品、各类信用衍生品的需要，那么，中国的商业银行除了为成熟的国企和规模民企提供贷款外，就难有其他金融服务，更难以通过金融工具优化配置风险，为高风险成长型企业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支持。也就是说，如果银行的流动性约束得不到缓和，银行的贷款量会很快到顶，由此，许多个人、家庭和企业不再能得到资金供应。

在监管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权衡利与弊，特别是在利为显而易见但社会成本并不直接可见的情况下，更不能只看利而忽视负面社会后果。特别是在对监管权力缺乏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危机情绪更容易成为监管权力扩张的借口。让人庆幸的是，三年不到，中国、美国和其他经济体都相继复苏。首先，由于农村人口占49%，未来经济增长更多来自消费的前提之一，是农民包括老农民的收入必须上升。

压制民间金融的社会后果之一是国有经济得到额外支持，民营经济生存空间被挤压，亦即深化国进民退。年底分红，每位老人拿到280元。

早在2007年，王垸村老年人协会按规定到荆州市银监分局办理申请，还托关系去疏通。在研究报告公司杠杆、债务期限和CDS：信贷供给的角色中，他们发现：一公司的债务是否有CDS信用违约期权在市场上交易，最后直接影响到该公司的资产负债水平和债务融资期限，即如果一家公司的债务是CDS衍生品的标的，并且该CDS衍生品交易比较活跃，那么，该公司不仅能做更多的债权融资，资产负债率比一般公司高四分之一左右，而且这类公司的债权期限也平均长1.6年。

这不仅使收入分配结构更趋不公，贫富差距恶化，而且使民间消费难以按潜力增长，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只有在金融环境更宽松自由之后，才能有金融机构之间更多的竞争和金融创新，金融供给才会增加，民间利率才能降低。

如果监管者为了自己的方便禁止非正规金融、禁止高利贷机构，像格拉姆母亲这样低收入的千千万万家庭，就永远买不上房子，受害的是这些中低收入老百姓。当然，我们也可列举因民间高利贷而家破人亡的案例，也可以找到农村金融混乱而出现大范围呆坏账的故事。禁止或限制金融衍生品、限制民营金融给银监体系带来便利，这是一面，企业得不到资金支持、就业难以增长、老百姓得不到金融服务，是后果的另一面。大会讨论结果是，90%的老人支持继续办。

其实，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府增加补贴，而在于放开农民的金融手脚，让他们有创建基层金融组织、获得基本金融服务的自由。而且，禁止民间金融、取缔农民自发金融，虽然方便了监管机构，减少了麻烦，但受害的是社会，具体表现在农民很难在家乡就业、创业，往往只能背井离乡做农民工，让农村社会问题、养老问题变得更严重，既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又威胁农村社会的长久稳定。

银监会需要被监督在中国，关于金融衍生品的误解和恐惧，在危机之前就很多，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就更多。道理很简单，企业和企业家有好的创业项目，但资金不一定够，因此，如果金融市场能提供更多、成本更低的资金，更多企业和创业者就能发展了，经济和就业自然会更上一层楼。

但是工具如何用是技术问题，必须通过实践摸索改进，但不是通过禁止能解决的问题。这些要求或许不过分，但监管如此审慎，利弊相对如何？如果为了防范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而迫使社会过上九十九年苦日子，这是否违背金融市场初衷？加强监管或许帮助减少风险，但监管本质是限制金融从业自由，监管每增加一项，金融自由度就降低一项，金融供给就降一筹，社会付出的代价就多几码。